土壤是生物賴以生存的棲息地，是極其重要的自然資源，關乎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人類活動對土壤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保障土壤環境質量、加強土壤污染防治是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出臺了《條例》。《條例》共六章五十七條，分為總則，規劃、標準、詳查和監測，預防和保護，風險管控和修復，法律責任，附則，對當前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管理體制進行了完善。

其實早在201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印發《方案》，以改善土壤環境質量為核心，以保障人居環境、農產品質量和飲用水水質安全為重點，建構起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體系，以促進土壤資源永續利用。

“《條例》不僅是對《方案》的法律化，而且進一步明確、細化了土壤環境的預防和保護、風險管控和修復等措施，完善、落實了土壤污染的法律責任。”高桂林指出。

《土壤污染防治法》為《條例》關聯最緊密的上位法，《條例》是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細化與補充。

高桂林指出，《條例》一方面補充了土壤污染的防治原則。《條例》第3條在《土壤污染防治法》所規定原有的預防為主、保護優先、分類管理、風險管控、污染擔責、公眾參與的原則基礎上，新增了“安全利用”原則，并強調強化多污染物協同控制和區域協同治理。

“另一方面，《條例》細化了職能部門的工作范圍。《土壤污染防治法》規定了地方人民政府各相關部門對土壤污染防治具有監督管理的職能，但對具體工作范圍未作出明確規定。《條例》則對規劃自然資源、農業農村、園林綠化、住房城鄉建設、水務、應急管理、經濟和信息化等部門的職權范圍作出了明確及具體的規定。”

此外，高桂林指出，如果發生亟待解決的爭議問題，但無法在《條例》中找到可適用的法律依據，則應當適用相關上位法。

同時，《條例》還具有更為智能的防治機制和更高的污染防治標準。智能體現在《條例》提出市生態環境部門負責建設土壤環境質量綜合監測網絡，統一發布土壤環境信息。并要求各職能部門按照北京大數據管理有關規定，共享土壤污染防治相關信息。

而高標準則體現在《條例》明確規定了兩種禁止開工建設的事由，一是未完成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二是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過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篩選值且尚未完成土壤污染風險評估。

作為一部地方性法規，《條例》具有鮮明的北京特色。在高桂林看來，《條例》是依據北京市具體情況與實際需要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北京化”。

“在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以‘多立小切口、有特色、可操作的法規’為立法工作總要求，旨在制定‘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北京方法。《條例》從立項論證到法規成文經過了充分的本土調研，并積極聽取、采納在京專家、市民建議。因此，成文的《條例》具有顯著的北京特色。”

高桂林舉了個例子，2022年8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清帶隊到平谷區“國桃”基地示范園等地開展了《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條例(草案)》立法實地調研，提出源頭管控、廢棄物資源化利用還田等農業循環發展的平谷經驗模式，“這為《條例》的制定提供了參考依據。”

相較于《土壤污染防治法》共99條規定，《條例》共57條規定則是完全針對北京土壤污染防治的實際情況而制定。例如，北京無管轄的海域面積，故《條例》未保留《土壤污染防治法》中關于在管轄海域從事土壤污染防治及相關活動的規定。

再比如，北京市行政轄區面積為16410平方公里，其中農用地約占72.4%，土壤環境質量關乎農作物、特色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保護農業用地也成為《條例》的重點。“風險管控和修復”一章中，《條例》對于農業用地的監測和保護給與了更大的篇幅。

“《條例》的出臺標志著改善北京土壤環境質量有了法治方法和行動指南。”高桂林表示。

(來源：中國環境APP )